“村二代”扎堆回乡开民宿，但就快挣不到钱了
作者 | 段志飞题图 | 视觉中国在外人看来，乡村民宿简直就是诗意的化身，于山野之间独取一份闲情。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创业者来说，要想从设施到环境再到人，彻彻底底地融入乡村，光有诗意和情怀恐怕远远不够。今年的夏季，眼看就匆匆过去了。趁着来之不易的暑期，有人选择了各大景区，感受人山人海的热情，也有人选择了躲进乡林和山野间避一避暑气。然而无论在何处消遣，人总需要停留。于是，全国各地的网红酒店、客栈民宿，在预订平台上都纷纷挂上了“满房”。（图/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）旅游火了，产业下游的终端产品自然也就被拉动起来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就在今年夏天，乡村民宿仿佛雨后春笋般，在许多城市的周边一下子冒了出来，成为城市中产热捧的新潮度假方式。“民宿”的叫法，其实早在10年前国内就已经有了。那些由住宅改造而成的短租空间，不同于酒店的标准化产品，它们散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，用更接近生活的“诗意”作为装点。旅客们已经习惯了“城市民宿”的便利。直到2022年，Airbnb（爱彼迎）退出中国市场之后，不少城市民宿也都跟着销声匿迹了。与城市民宿不同的是，乡村民宿不仅有生活里的烟火气，还有生态自然做背景。不得不说，近10年来，乡村民宿俨然开创出了自己的商业模式，越来越多的返乡创业者，将做民宿看作一门既浪漫又不错的生意。只是乡村与乡村之间，特点不一、差异太大，真正成功的经验似乎并不能被简单地复制。如今这门生意，又将不可避免地进入百舸争流的激烈竞争当中。野心在乡村建“豪宅”，竟然也能“卷”“在嘈杂的城市待久了，人们难免会向往乡村的自然与宁静。”正是因为抓住了这一点消费心理，那些本就愿意亲近自然的创业者，才从中看到了民宿既能产生收益又能传播价值的可能性。追溯民宿的起源，其最早的原型其实是欧美的乡村民宿和日本的家庭民宿。由于非标准化且小众的特点，它们通常极具主人个性和当地文化属性，而这些“小而美”的旅居观念，被国内的文旅盯上是迟早的事。据了解，民宿在大陆的兴起相对较晚，初期的雏形便是“农家乐”。经过数年的积累，直到2014年前后，民宿才开始进入规模化发展的阶段。如今，那些个性化、多业态的民宿产品，成为了人们在城市生活之余的消费新宠。据相关统计，2022年全国在线民宿交易规模超200亿元，以浙江、云南、福建沿海，以及北上广等地为主，其中，仅浙江省就拥有民宿2.5万余家，数量排名居全国之首，年营收近100亿元，占了全国的将近一半。2020年9月2日，湖北省黄梅县。一片800亩的水稻田被打造成著名乡村旅游胜地“袁夫稻田”。（图/IC）“为什么浙江会如此热衷于造民宿？”“在乡村建那么多‘豪宅’，哪来的底气？”“民宿都挣到钱了吗？”带着这些疑问，《新周刊》记者采访了浙江省民宿产业协会名誉会长洪奇辉。洪奇辉说，眼下之所以会有这种“民宿热”，是因为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沉淀，使得本地的经济基础非常夯实，再加上乡村振兴发挥的效应，现在的浙江农村，基本上都成了全国的模范。此外，在距离杭州、上海1—3小时的车程里，以德清、桐庐、安吉等地为主的乡村旅游业态也渐渐火热起来。浙江的民宿，就是倚仗着这些天然优势，在乡村把“豪宅”建了起来。（图/图虫创意）“2.5万家民宿共营收100亿元，平均每家一年有40万元营收，可想而知，这其中肯定有人挣了有人赔。”洪奇辉说，乡村民宿产业从上游到下游，确实解决了不少人的就业、创业问题，只是新的问题也随之产生：该挣钱的是真的都挣到了，但这门生意，也是真的越来越“卷”了。据洪奇辉分析，实际上，在乡村做民宿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最核心的“土地问题”一直没有新的突破口。除了本地的居民，外来资本要想入局，基本上只能通过租赁的方式获得经营权，再加上民宿投资大、回报慢、风险高等特点，大部分人短期内很难承受这种折本的买卖，只有那些真正将民宿当作长线事业，将其往精品方向打造，并且用心经营的创业者，才有可能站住脚跟。近年来，随着大时代经济的影响，消费降级的声音充斥互联网，使得消费端的总量趋于保守。如此一来，民宿数量的增长过程中，似乎存在着一个飘忽不定的阈值，一旦超出这个阈值，大家就都紧张了。山里的诗意，并不是试金石吉晓祥是上海人，城市规划专业毕业的他，早就厌倦了城市的拥挤。2008年前后，在距离上海市不到3小时路程的莫干山上，由一群外籍人士创办的“洋家乐”吸引了吉晓祥的注意。早年间，吉晓祥经常出游欧洲，对那里的“乡村homestay”产生了极大的兴趣，反观国内那时候的农家乐，却一直不温不火。2013年，吉晓祥同合伙人杨默涵决定去莫干山上盖房子，他们在那儿建成的第一家“碧坞店”，成为了大陆最早的高端民宿。后来，由吉晓祥创立的“大乐之野”，花了10年的时间从莫干山走出，在全国各地做了20家不同风格的民宿。除了林间小镇、江南水乡、高山台地，他们甚至还把民宿盖在了隐世孤岛、高山梯田和黄河大漠上。在经历过多次行业洗礼之后，“大乐之野”已然成为国内民宿行业的标杆品牌之一。吉晓祥在接受《新周刊》采访时表示，之所以会有眼下能够看得见的这部分成功，是因为他一直以来都在坚持一种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，只是和大理、丽江那些更加纯粹的“隐文化”比起来，在浙江相对来说目的性会更明确一些，那就是希望把民宿做成一门挣钱的生意。在吉晓祥看来，乡村民宿其实就是高端酒店与农家乐的结合——把酒店搬到山里、把农村改造升级，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，创业者不知不觉就与土地、与自然打上了交道。或许在外人看来，乡村民宿简直就是诗意的化身，于山野之间独取一份闲情。但是对于身在其中的创业者来说，要想从设施到环境再到人，彻彻底底地融入乡村，光有诗意和情怀恐怕是不够的。据吉晓祥介绍，中国的乡村基础设施大部分都是不太完善的，比如不一定有水、不一定有电，水还分为“上水”和“下水”，也就是生活用水和废水排泄，有时候还要提前预判季节旱涝带来的影响。2022年11月1日，江西省南昌市雷港村。古老村落中的精品民宿吸引了众多游客。（图/IC）一个乡村民宿的经营者不仅要懂服务、懂财务、懂管理，还要像手术医生一样，懂得“医治”它的各个“器官”，甚至有时候还要亲自去掏化粪池。“要用种一棵树的心态做乡村民宿，真正把根扎在土地上，而不是做一个外来物种，堆砌那些钢筋水泥，否则今天盖好的房子，明天就有可能荒弃。”吉晓祥说。大自然带给我们的一切固然美好，但是如果想把它当作试金石，那就是本末倒置了。现实与理想，最终走向何处？关于“民宿这门生意到底挣不挣钱”的问题，实际上，不同人的看法并不一致。在洪奇辉看来，相比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房地产商而言，花200万元改造而成的民宿，只有使用权，并不具备价值转换空间。况且，行业对民宿经营规模的限定——浙江民宿的单栋房屋客房数不能超过15间，建筑层数不能超过4层——使得民宿的营收存在一定的瓶颈。2017年，当吉晓祥在莫干山开了第二家“庾村店”之后，他给当地想要效仿他的村民们算过一笔账。假如从扶持民宿的银行贷款200万元，一年的营收是二三十万元，去掉3%的6万元利息，剩下的回报率是10%，即10年就能挣回一栋“豪宅”。这个“办法”一经推行，果然行之有效。莫干山上的民宿在近五六年里迅速扩张，到2022年，据统计已有了1300余家。“这10年下来，莫干山的改变太大了。”吉晓祥说，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这里多了很多人，尤其是年轻人。据他描述，以前民宿想要招聘一名店长时，人家从大老远过来，看到村里晚上连路灯都没有，吓得第二天就跑了。现在，莫干山上已经有一群受过专业培训的民宿管家和从业者，他们甚至都很年轻。另一方面，据吉晓祥的观察，近几年来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本地大量“村二代”从大城市里辞职或毕业返乡，在上一代人已经相当成熟的商业模式的基础上，开创了新的民宿经营模式。（图/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）这些年轻人既有学习能力，又有专业知识，会使用抖音、小红书等互联网工具，打造出了不少网红民宿。只是流量并不是长久之计，真正深入人心的理念和口碑才是。在吉晓祥看来，如今民宿的数量庞大，同质化竞争严重，一些有想法的年轻人错过了民宿发展的最好时代。“山里的生意，并不是最好的解药，或许不断寻找生活的各种可能性，才是对诗意最好的诠释。”（图/《去有风的地方》）吉晓祥回忆，疫情之后，他驾车从上海沿路经过莫干山的村子，发现家家户户的院子都很漂亮，不仅有充满设计感的建筑，院子里的花也毫不吝啬地伸到墙外来，可以看出它们的主人都有在用心打理。吉晓祥说：“那个时候突然让人觉得，挣不挣钱好像并不重要，发现了美好的地方、找到了美好的生活、成为了美好的人，做的一切就都是值得的。”运营：小野排版：沈早慧原标题：跑去乡村开民宿，不是最好的解药本文首发新周刊643期《马斯克主义》点击封面购买杂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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